学习卡丨这件“头等大事”，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步

内容摘要：　通过国家和私营机构开展和监管被动数据收集的任务更具挑战性。

通过国家和私营机构开展和监管被动数据收集的任务更具挑战性。

地方、企业过高期待支持政策。丝路基金约70%的承诺投资额投向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超过70%的承诺投资额是股权投资，充分体现了丝路基金作为中长期直投机构的基本特点。

此外，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还要警惕因地缘政治等因素给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五年来，中国与17个国家核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加快推进金融机构海外布局，已有11家中资银行设立71家一级机构，与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银行开展联合融资合作此外，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还要警惕因地缘政治等因素给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2015年12月25日，由中国倡议、57国共同参与组建的新型多边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丝路基金约70%的承诺投资额投向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超过70%的承诺投资额是股权投资，充分体现了丝路基金作为中长期直投机构的基本特点。

记者：未来，金融服务的着力点在哪里？ 王义桅：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金融是牛鼻子，发挥着调节资源配置和优化投资效果的引导作用。未来，要加快形成金融支持共建一带一路的政策体系，为一带一路发展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促进全维度金融合作、统筹全区域金融稳定，将一带一路整体的金融合作共同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专业水平。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大幅提高了银行资本监管的数量和质量标准，要求银行有足够的真金白银，在危机发生时仍能够具有吸收损失的能力。

三是允许符合条件的银行采用高级计量方法计提资本，为银行改进风险管理、提高风险识别和度量精细程度提供正向激励。我国顺应国际趋势，吸收和借鉴金融稳定理事会《稳健薪酬原则的执行标准》以及世界各国的先进理念和实践，制定了完善薪酬机制的监管要求2018年，我们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进行了全面修订，建立了净稳定资金比例、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和流动性匹配率全覆盖的量化监测指标。其中，在处置机制方面，要求银行在面临危机时，不仅要由股东承担损失，银行的债权人也可能需要分担一定的损失，并通过监管当局的处置措施，尽可能将风险限制于银行体系之内。

除此之外，国际监管改革相应成果还包括风险偏好框架、稳健薪酬机制、风险数据加总和报告原则、资本规划指引、流动性风险管理原则、识别和处置问题银行指引、不良资产定义和分类等一系列监管指引和原则，旨在全面提高银行风险管理能力。2002年，人民银行印发《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建立了由一般准备（年末贷款余额的1%）、专项准备（根据贷款风险分类情况按照一定比例计提）和特种准备（银行自行提取）的层级体系，贷款损失拨备制度实现了重大进步。

三是引入了内部模型计量方法，允许银行基于内部模型计量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提升了风险计量敏感性，为银行完善风险计量技术提高了监管激励。中国银行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都决定了我们必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合理借鉴国际标准，因地制宜地构建出一套符合我国银行业发展实际的监管制度体系，为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和成长留有余地和空间。1993年，金融机构开始编制资产负债表，在会计上确立了所有者权益科目。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是在参照流动性覆盖率的基础上适当简化设计的新指标，其计算相对简单明晰，更加适合中小银行的业务特征和需求，适用于资产规模2000亿元以下的商业银行。

流动性匹配率衡量了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的匹配程度，其计算较为简单、风险敏感度较高、容易监测，可对潜在错配风险较大的银行进行有效识别，适用于全部商业银行。巴塞尔Ⅲ引入宏观审慎监管视角，从逆周期和系统重要性机构两个维度提升资本要求。办法借鉴了巴塞尔Ⅲ关于流动性的监管要求，并充分考虑我国银行业流动性风险管理和监管实际情况。国际金融危机后，加强对金融机构薪酬监管成为各国监管当局的共识。

这些监管指引旨在健全银行机构的风险管理体系，改善风险文化，形成金融体系内部有效的自我约束，构筑全面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对此，本轮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提出商业银行应设立生前遗嘱，建立完备的恢复和处置计划，保持业务连续性。

这一时期，随着不良贷款率在此后的不断下降，国内银行专项准备计提有限，银行自行计提的特种准备也不够审慎。筑牢风险治理长效机制 除了出台定量监管标准外，过去几年间，在广泛借鉴国际监管经验和标准的基础上，发布了一系列定性监管指引，为银行提升风险管理能力确立了标杆。

巴塞尔Ⅲ的制定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漫长过程。巴塞尔Ⅱ的重大变革在于：一是构建了完整的资本监管框架，建立了由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监管当局监督检查和信息披露构成的三大支柱。防范金融危机再次发生，规范金融秩序，还需要强化对银行经营管理行为的约束，建立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此外，我们还制定或修订了《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和《商业银行内部审计指引》等文件，引导商业银行科学确定内控管理重点，提高内控管理有效性，充分发挥内部审计作为风险管理第三道防线的作用，完善治理机制。1994年，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通知》，参照巴塞尔Ⅰ提出了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指标，真正确立了资本监管理念。这是在借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组织发布的相关文件内容基础上，针对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而量身定制的。

《商业银行稳健薪酬指引》提出了薪酬机制的原则，包括薪酬机制与银行公司治理要求相统一、薪酬激励与银行竞争能力及银行持续能力建设相兼顾、薪酬水平与风险成本调整后的经营业绩相适应、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相协调等，督促银行不断完善薪酬激励约束机制，实现科学稳健发展。一方面，不断推进和完善以资本为核心的监管规制，发挥资本的刚性约束作用，以及流动性、杠杆率等多重监管约束。

如何将这样一套复杂的监管体系合理运用到我国的银行体系上，必须结合自身实际吸收和贯通，因地制宜，而不能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国际新监管标准在中国的实践 2009年，巴塞尔委员会决定吸收澳大利亚、巴西、中国、印度、韩国、墨西哥和俄罗斯为该组织的新成员。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显示，即使资本水平充足，银行也可能因丧失流动性而陷入困境。2004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发布，提出准确分类—提足拨备—做实利润—资本充足率达标的监管路线图，将资本充足率达标作为监管核心，多方面督促商业银行补充资本。

提高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首先需要银行具有充足的损失吸收能力。在这一蜕变中，我国银行监管结合银行业实际情况，合理借鉴国际经验，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监管改革的最新成果，出台了一系列审慎监管规则，为推动银行业转型发展和提升风险抵御能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2003年起，大型国有银行陆续开始股份制改革，为后续实施严格的资本监管制度创造了条件。进一步提高了资本水平和质量要求，并引入杠杆率和流动性指标，作为资本监管的有益补充。

1988年，财政部发布《关于国家专业银行建立贷款呆账准备金的暂行规定》，建立了贷款风险准备金要求的制度基础。在此背景下，巴塞尔委员会于2010年发布了第三版巴塞尔协议（简称巴塞尔Ⅲ）。

三是允许符合条件的银行采用高级计量方法计提资本，为银行改进风险管理、提高风险识别和度量精细程度提供正向激励。本轮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强调了公司治理的重要性，通过出台《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原则》，推动银行形成稳健经营的内在机制和动力。

用纳税人的钱救助华尔街昔日日进斗金的金融巨鳄激起了纳税人的愤怒，也引发了金融监管的深刻反思。2005年，我国借鉴巴塞尔委员会《有效银行核心原则》制定了《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将流动性监管和银行流动性管理结合起来，明确提出了包括流动性比例、核心负债比例和流动性缺口率在内的流动性风险监管和监测指标。

对于这张洋药方，中国采取的措施是合理借鉴。2009年，《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指引》发布，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的流动性风险监管规章。自2012年起，巴塞尔委员会启动了巴塞尔Ⅲ的后续修订，在平衡简单性、可比性和风险敏感性的原则下，主要从资本充足率的分母风险加权资产入手，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计量提出新要求，并于2017年12月发布巴塞尔Ⅲ最终方案。该指引与国际最佳实践同步，系统性地规范了三会一层职责要求，增加了对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的具体规定，对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有效的问责机制和透明度建设提出明确要求。

二是扩宽了银行资本的风险覆盖范围，增加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资本要求。随着巴塞尔Ⅲ国际框架最终确立，未来几年间有关政策落地工作将比较集中，这也是我们推进和完善监管制度的重要契机。

巴塞尔Ⅰ明确了资本定义，提出了风险加权资产的计算方法，设定了资本充足率8%的最低监管要求。构建流动性监管框架 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实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流动性监管开始萌芽。

2011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管理办法》明确了以贷款拨备率（不低于2.5%）和拨备覆盖率（不低于150%）相结合的拨备管理制度。其中净稳定资金比例风险敏感性较高，但计算较为复杂，适用于资产规模在2000亿元以上的商业银行。